刘惕庄(1897—1927)，又名刘愈，化名李子香,1897年12月22日生于衡阳县石市镇株园村柳江湾。刘惕庄少时在本乡慈德堂读高小,1918年考入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投身革命，与夏明翰、杨鹤云一道，成为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学运骨干。他们与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衡阳第三师范学校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宣传革命思想。

刘惕庄

刘惕庄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参与组织湘南学生联合会，并率“救国十人团”赴衡阳等地宣传革命思想。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春考入中国大学法政系，并任学院支部书记。1925年经党组织安排，担任李大钊的保卫员。1926年被选为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委员，秘密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10月18日，在北京与杨鹤云一道被反动军警逮捕。11月13日牺牲于北京安定门外。解放后，刘惕庄等十八位烈士忠骨迁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葬礼并亲笔题写“十八烈士墓碑”。

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暴风骤雨席卷衡阳。刘惕庄与杨鹤云一起手挽手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当时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有个体育老师叫邱海岚，这是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此时他不仅组织了以码头工人、店员为主体的国货维持会，还积极支持本校爱国学生夏明翰、刘惕庄、杨鹤云和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贺恕、蒋先云等人，组织湘南学生联合会。从6月起，这两个团体并肩作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于是乎，衡阳城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大街小巷，到处是游行示威的队伍。雁峰山下，石鼓桥头，“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响彻云天，楼台馆所、车站码头，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标语铺天盖地。为了向工农群众宣传爱国主义和抵制日货，湘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十个讲演团，分赴工矿农村。刘惕庄率领演讲团前往瓷业工人集中地的界牌，杨鹤云带领演讲团到衡阳北乡七里井、松木塘等地，向工农群众讲演外交惨史，劝工农群众莫买东洋货。

1922年春，由夏明翰推荐，刘惕庄、杨鹤云一同肩并肩进入中共湘区委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读书。他们一面研读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和自修大学教务主任夏明翰等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在长沙，刘惕庄与杨鹤云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协助李大钊秘密发展党团组织

1924年春，刘惕庄仍与杨鹤云一道乘车赴北京，考入北京法政学院。他们到北京法政学院后，同住在西城的一个公寓里，亲如兄弟。不久，北京法政学院成立中共党、团组织，刘惕庄任该校党的支部书记，杨鹤云任团的支部书记。他们除了发展党、团员外，还把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湖南学生组成“革新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进行各种革命活动。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李大钊等中共北京支部的领导，积极组织北京各高校学生参加声援上海工人的示威活动，日出夜归，居无定所，其活动十分繁忙。不久，为保障李大钊同志的安全，经党组织安排，身高力壮、机警灵活的衡阳籍学生刘惕庄担任了李大钊的保卫员。杨鹤云则到北京学生总会从事地下工作。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3月18日，数千名北京学生和市民集合于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牒”。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刘惕庄紧随李大钊左右。数千名学生、市民群情激昂，一路呼啸冲向国务院。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示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这时执政府卫队长乃下令开枪。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枪声骤起，群众前逃后冲，秩序大乱。被击毙学生和市民达47人。伤者150余人，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李大钊和陈乔年也负伤。刘惕庄架起李大钊一路狂奔，躲过一劫。

“三·一八”惨案后，白色恐怖笼罩北京城，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捕砍头的危险。当时在北京读书的衡阳学生出于对刘惕庄、杨鹤云安全的考虑，一起凑了路费，劝刘惕庄、杨鹤云回衡阳去，暂时避一避。可是，他们婉言谢绝同窗好友的心意，仍紧跟李大钊，坚决留在北京并隐蔽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继续工作。其时，革命活动经常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他们时常化装，才能躲过密探的监视，在十分艰险的情况下，两人协助李大钊秘密发展党团组织，使北京共产党员由“三·一八”时的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

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周恩来亲自主持葬礼

1927年4月6日，适值刘惕庄、杨鹤云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奉系军阀“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悍然调动大批军队，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名革命者和居民。4月28日，敌人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绞杀于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李大钊遇害后，北京环境更为恶劣，但刘惕庄、杨鹤云等革命意志和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仍然坚守阵地。为了团结同志，稳住阵脚，刘惕庄鼓励大家说：“干我们这一行，总会遇到挫折和牺牲。既然是特殊材料，那就更加需要投进烘炉，越锻打才会越坚强。好刀就是这么锻打出来的。”

没有妥协，没有气馁，没有顾虑，没有胆怯，为信仰而活，为理想而战，两人艰苦努力，一道打入段政府的上层机构农商部，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刘惕庄任支部书记。同时一道被选为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委员。

1927年10月15日清晨，在北京西直门外小村河地方，一位名叫董见忠的南口工人，踏着三轮车，冒着严寒，神秘地向过往上班工人散发传单。传单内容针对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山西军阀阎锡山正在包头、石家庄等地发生火拼，北京城内空虚的情势，号召“北京工人赶快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利用山西、奉系军阀火拼的有利时机，夺取政权”。这一活动正是刘惕庄、杨鹤云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的指示具体布置和安排的。

当董见忠散完传单回到西单藤牌营4号——北京总工会秘密机关时，却被张作霖的密探跟踪发现了这个秘密机关。当晚，一群警察包围了北京总工会，搜出了北京工人武装暴动的秘密文件，逮捕了总工会委员长赵铨林和留家干部。而那位委员长赵铨林在军阀的大牢里经不起老虎凳、辣椒水等重刑拷打，第二天便供出了中共北方局——大盆4号，北方局军事委员会——钥匙胡同2号，中共北京市党组织——羊尾巴胡同20号等多处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所在地。

军阀们大喜过望，即刻组织人马从上述秘密机关中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和中共北京市执行委员刘惕庄、杨鹤云等27名干部。

经过敌人反复刑讯，王荷波、刘惕庄、杨鹤云等18名中共北京市委的重要干部，均于这年11月11日深夜3时，被敌人暗杀于北京安定门外箭挡西边。

解放后，人民政府清理敌伪档案，查到了十八烈士的名单，找到了十八烈士埋葬忠骨的地方。然后，集体迁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建造墓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葬礼，将其命名为“十八烈士陵墓”。刘惕庄、杨鹤云，衡阳这对好兄弟，浩气凛然洒热血，留将青色慰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