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霖(1910－1993)，衡阳县樟树乡人，1926年参加北伐军。后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方医院医生、外科主任，红军医院院长，第三后方医院三所所长，第三后方医院院长，第三野战预备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附属医院二所所长，红一方面军第二兵站医院院长，总卫生部第三后方医院院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医院院长及卫生学校大队长，第一兵站医院院长，八路军野战医院院长。1940年起任晋冀鲁豫边区总卫生部部长，模范医院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卫生部部长，教导旅医院院长，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空军后勤部第二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会特邀委员。1993年1月16日在保定逝世。

16岁参加北伐

23岁成为红军总医院院长

王云霖，16岁从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暴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参与了我军第一所较具规模的红军医院——小井医院的创建工作。

1910年12月，王云霖出生在衡阳县一个赤贫家庭。王云霖父亲为铜匠，共生下9个孩子，但只存活了三个。

王云霖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从小忍饥挨饿、衣不遮体。后来迫于生活的压力，年幼的王云霖不得不到较偏远的一家制铜行当学徒，不但没有学到手艺，还要终日服侍老板、老板娘的起居。王云霖在这里每天小心翼翼，还常常挨骂挨打。不甘再这样忍受下去的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离开。

1924年，为谋生计，王云霖经一位亲戚介绍到了衡阳唐生智部队所属的一家陆军医院抬担架，因个子瘦小，就被安排做看护。这就是王云霖学医的开始。

1925年，年仅15岁的王云霖进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军中，他看到这支部队军阀作风很重，就和几个要好的士兵商量决定离开。

1926年，不满16岁的王云霖加入叶挺独立团，后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任医务上士(班长)。在北伐战争中，年幼的王云霖不惧危险。在血洗汀泗桥、贺胜桥等惨烈的战斗中，王云霖背着小马枪和卫生包机智穿梭在战场上抢救伤员，经受着炮火的洗礼和考验。

1927年8月，王云霖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受挫后，王云霖跟随朱德留守三河坝，与黄绍竑部激战三昼夜，遭受失败。在危难关头，部队思想混乱，有人叛变，不少人临阵脱逃。朱德激动地对大家说：“要走就走，要革命的就跟我来。”在这危难时刻，王云霖革命意志坚定，和十多人立刻站到朱德身边，后跟随朱德突出重围。

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他们沿途收拢失散人员，队伍不断扩大，达800余人。

1928年，起义队伍转移到湘南地区，在当地党组织和农民军的配合下，王云霖又参加了由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下的湘南起义。

1928年4月，何长工受毛泽东指派去湘南迎接朱、陈率领的起义队伍上井冈山，此时湘南起义队伍已达12000余人。

上井冈山之后，王云霖先在28团粟裕连任班长。1928年6月经粟裕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王云霖表现英勇、善于团结同志，又被选为营士兵委员会委员长。

由于敌人疯狂围剿，伤员大量增多，军领导决定筹建一所正规的红军医院。在这种情况下，朱德特别点到了王云霖的名字。他和战友及当地百姓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小井”这个第一所较具规模的红军医院。他曾在这所医院担任过看护排长、医务主任。

由于敌人封锁，没有抗生药，草药就是宝贝，有的稀有草药还要到悬崖边上去采。没有医疗设备，就要自己动手做。王云霖和战友上山砍竹子，先把竹子削成各种形状，然后用火烤，弯成镊子、止血夹、探伤针等，作为医疗器械使用。把粗壮的柱子剖开，做成大小各异的消毒器皿，选合适的竹子用麻绳绑成担架。

那时没有麻醉药，伤员们都是凭着坚强的意志，忍着剧痛接受治疗。有的小战士疼得哇哇叫，王云霖就让他咬住毛巾、麻绳，边做手术边安慰他们。医疗物资匮乏，染上脓血的绷带也是洗干净、晾干、蒸后再用。

王云霖和战友还经常上火线抢救、转移伤员，不少医务人员就牺牲在战场上。

1933年，年仅23岁的王云霖就担任了红军总医院院长，后任第三后方医院院长、第三野战预备医院院长等职。

▲上世纪50年代，王云霖带着儿子王胜利回到家乡衡阳县

长征战士的救命恩人

参加过平型关战役

1934年10月，王云霖随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长征中，王云霖不仅是优秀的指挥员，也是英勇的战斗员，既是卫生医疗保障的组织者又是参加者。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他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抢救出无数伤员并及时为他们做手术，机智果敢地想尽一切办法救治、掩护、转移伤病员，舍生忘死，始终站在第一线。

1934年10月，王云霖随红一方面军进行长征，参加了抢渡湘江，四渡赤水战役。长征初期，医疗物资还能保证医疗的需要，但到后来药品全用光了，可战斗和行军中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却大为增加，面对巨大的困难和压力，王云霖没有被吓倒，他带领医疗团队，坚持就地取材，采用中草药，用土办法为伤病员疗伤治病，把具有消炎、止痛、化脓等功效的中草药熬成水剂给伤员们喝，为伤员冲洗伤口，有的还制成药膏敷于伤口排毒，排脓。硬是克服了医药奇缺困难，挽救了大批战士的生命。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王云霖随军委总卫生部滞留于红四方面军。因跟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坚定地抵制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路线，他曾被张国焘捆绑、关押、毒打过，从院长变为普通医生、外科主任和红四方面军附属医院二所所长。但他从未因职务的变迁而丧失革命意志。

王云霖的儿子王胜利回忆道：“父亲因雪山刺伤眼睛致左眼失明，又因三过草地患上了肺病。但在长征途中，他克服身体不适，积极投身对红军战士的救治工作。”虽然王云霖那时已是领导干部，他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生病的小同事和女战士骑。

长征途中，一位叫孙克的十三四岁女孩一家被敌人杀害后投靠红军，又饿又病，躺在路边奄奄一息。是王云霖给她治疗，用担架抬了她一个星期，女孩奇迹般好转。长征途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王胜利回忆，解放后，有不少活下来的红军阿姨来到家中看望他父亲，她们感叹不已，称父亲是她们的救命恩人。王胜利经常听他们说起：“她们是坐在父亲的马背上或者牵着马尾巴走过雪山草地的。”

1937年9月，王云霖参加了威震敌胆的平型关战役，林彪负伤时，王云霖参加了对林彪的抢救和治疗。在抗日战争时期，王云霖先后任八路军医院院长兼卫生学校大队长、第一兵站医院院长。

自己艰苦朴素

对战友、同事却很大方

在儿子王胜利的眼中，他高风亮节、大公无私。不管在什么职位，与群众的关系都很好。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要组建华北空军，组织上找王云霖谈话，想调他到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前身)空军后勤部工作，准备任命他为部长兼政委。王云霖主动向组织提出自己身体不好，不宜担任正职，当个副职就可以了。组织考虑王云霖的实际情况，尊重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华北军区空军后勤部第二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1955年，王云霖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特邀委员。在担任政协特邀委员工作期间，严格遵循周总理“革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教导，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党內外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努力做好统战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王云霖回过一次老家衡阳县省亲，地方组织要为他配备几名工作人员和一辆车，王云霖得知消息后谢绝了车辆和当地领导的陪同。王云霖叫亲人准备几双草鞋，他穿着草鞋走亲访友，还给当地特别困难的群众送去慰问金。

王雪飞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在和平建设时期，父亲尽管身体不好，却时刻关心着我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务干部队伍的成长，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工作、调查研究，教育干部战士遵循毛主席“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

王云霖关心革命后代，经常为中、小学生讲革命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还收养了国际友人和烈士的两个孩子。

王云霖对子女要求严格，王雪飞回忆：晚年父亲体弱多病，但仍常常告诫我们和亲人，国家不富裕，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搞特殊化。甚至他认为:自己不能再为党和人民继续工作。为节省国家资金，几次放弃了做眼睛手术的机会。他以自己的一生为后代作出了榜样。

在王胜利的眼里，父亲艰苦朴素，对战友、同事却很大方，“家里存不住钱，因为父亲很舍得给战友、同事花钱。”王胜利说，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的，他一生艰辛，经历了北伐、长征、平型关战役等战争，与群众的关系很好，不管自己是在什么职位，对待群众都很友好，群众对他的评价也很高。